近几年来，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一直以来都是广大学者讨论的热点。高管是公司的核心，也是公司战略决策机构的主体，同时还是企业与内外部环境进行联系的重要纽带。高管的学习力会影响到高管群体职能的发挥，更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这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着母庸置疑的影响。目前，对于高管个人学习力的研究文献较少，关于高管学习力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更是匮乏。高管学习力与创新绩效是怎么样的关系，哪些要素影响到了这两者的关系，都是需要进行深入挖掘的问题。本文深入探究了高管学习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详细分析了高管学习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机制。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 本文根据基础理论，分析了学习的转化机制与企业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本文的研究模型。利用陈国权的个人学习力模型，将高管学习力分为9个维度，同时确定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确定为主动性人格与环境动态性。基于研究模型和现有的文献内容，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设。而后通过问卷的方式收集到相关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后，确定了数据的可靠性。最后，通过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 最终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1）高管学习力能够正向影响到创新绩效。（2）高管学习力能够正向影响到组织学习。（3）组织学习能够正向影响到创新绩效。（4）在高管学习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组织学习起到中介作用。（5）在高管学习力与组织学习的关系中，主动性人格起到正向调节作用。（6）在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环境动态性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对高管学习力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究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为广大的企业和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和视角。同时也丰富了关于高管学习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内容。

克服外来者劣势是提高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键，本文从高管团队构建视角出发，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提炼了新兴市场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实施高管团队构建的过程模型，并分析了不同模式与不同阶段的国际化推进机制。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高管团队构建将经历“配置-适应-融合”三个阶段，配置是企业根据国际化基础与扩张需求选拔内外部高管的阶段，适应是内外部高管成员互动、交流并进行成员动态调整的阶段，融合是内外部高管成员合为一体、形成新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阶段。同时，根据高管团队的核心领导力量的不同分为“内部适应模式”与“外部培育模式”。内部适应模式下，企业从内部选拔具备创业精神与学习适应能力的管理者作为内派高管，并在国际市场引入兼具专业特长与综合管理能力的海外高管，通过内派高管持续学习吸收海外高管的经验知识，最终形成以内派团队为领导核心，实现战略一致、分工有效、利益协同的国际化经营团队。其中，内派团队的创业精神、学习适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是提高国际化绩效的关键。外部培育模式下，企业在具有国际出口基础的市场上选拔具备创业意愿、专业能力与行业声誉的海外高管，并在内外部团队并行发展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促进双方融合并培育海外高管的创业能力，最终形成以海外高管为领导核心，实现战略协同、资源互补、愿景一致的国际化经营团队。其中，海外高管的创业意愿与沟通协作能力是实现团队融合的关键。 此外，在不同高管团队构建阶段，外来者劣势缓解与国际化绩效提升的机制有显著差异。配置阶段，高管特征与国际扩张战略诉求匹配是提升团队绩效的关键；适应阶段，国际身份塑造、社会网络扩张与新能力构建是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键；融合阶段，合作机制与治理机制等制度优化是实现团队融合与国际化持续扩张的关键。 本研究基于高管团队构建视角提炼了不同国际化经验基础的企业实现高管团队构建的动态过程模型，丰富了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高管团队构建等理论研究，为面临国际扩张的新兴市场企业提供一定启示。

政府引导基金的兴起是近十年中国创投实践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根据投中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国内共成立1,349支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引导基金自身总规模达21,452亿元。然而，引导基金存在资源盘活问题，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底，57%的政府引导基金尚未发生过投资，而已投资的项目中，存在明显的和市场化资金争夺利益的情况，并未发挥引导效果，主要系其作为公共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创投引导基金的目标选择上存在冲突，社会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公共资本则追求政府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势必要求一定的补偿机制存在。什么样的影响？实践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补偿机制？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引导基金的中国实践还是学术研究成果，均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因此本文通过手动搜集整理各级引导基金管理方法，对目前我国实际应用的补偿机制设计作出分类，并以此基准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首先确认了政府引导基金的正向补偿机制（收益奖励和亏损弥补）能够通过缓解社会资本与公共资本的目标冲突显著提升股权投资机构的投资效率和对当地的返投意愿，而明股实债作为一种负面机制则会显著削弱其投资效率和返投意愿。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补偿方式及其组合对创投效率产生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科学制定让利机制提供参考。此外，相比于参股国有背景创投机构而言，引导基金参股非国有背景股权投资机构时提供正向补偿机制，对其投资效率和返投意愿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拓宽了股权投资机构提升投资效率的战略选择，对引导基金主管部门选择补偿机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016年12月26日中国全面实施 “两票制”政策，“两票制”与“多票制”的不同就是药品销售发票的开具次数不同，“两票制”只能开两次发票，就是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药品给医药流通企业可以开一次发票，医药流通企业销售药品给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再开一次发票，总共只能开两次发票。研究发现“两票制”对医药行业在股市层面和企业基本面层面的影响出现了背离现象；同时发现“两票制”对于上游企业的毛利率和销管费用率有正向影响，对于高市值企业的毛利率和二级行业集中度有正向影响，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行业集中度有正向影响；对于总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的影响要大于规模较大企业；降低了患者的药费负担。 本文所研究的“发票”是指在中国境内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纳税人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要向收款方收取发票，同时也要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的式样和发票版面印刷的要求，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禁止私印、伪造、变造发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三年对于中国的许多产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这些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来实现复苏和发展。然而，由于公共投资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变得异常重要。通过寻找政府和市场的合适边界，并采用良好的组织变革和金融创新来修正两种失灵，开发性金融可以为经济复苏提供重要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本文围绕外国政府贷款在中国运作开发性金融项目这一核心话题展开：首先，本文定义了开发性金融项目的特点，并借助Coase和Hart的相关理论区分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同特征。其次，本文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从组织变革、金融创新两个角度，对EKPAC在中国的外国政府贷款成功经营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找到了背后可持续、可复制的理论模型。最后，本文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手动收集的EKPAC的开发性金融项目数据，探究外国政府贷款对地方产业的投资的影响，并发现外国政府贷款的使用对当地外资企业的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存在挤入效应，即每增加1%的外国政府贷款，会使得当地外企投资水平上升0.7%。这些挤入效应源于当地营商环境的提升，与Hart的合约理论中对合约保护的重视一致。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外国政府贷款对关键产业的长期影响。 本文所研究的外国政府贷款模式对开发性金融的国际化应用具有广泛的价值。

在世界经济周期当中，货币及信贷政策是各国政府调节经济周期的主要手段，但宽松的货币及信贷环境不仅仅会体现在GDP生产和交易过程中，也会带来二手的资产市场价格变动，进而对国家的经济，资产市场等产生长远的影响。当前疫情之下，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中国资产价格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已经处在高位，如何控制货币信贷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是政策研究重点。本文引入信贷脉冲（Credit impulse）、利率、房地产价格增速作为变量，采用VAR模型评估中国的信贷脉冲对于中国房地产价格增速的影响，发现信贷脉冲的冲击在当期不会对房地产价格增速造成很大影响，但在第二期开始对房地产价格增速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然后从第三期开始效果减弱，但是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即信贷脉冲可以作为房价预测的6-12个月的领先指标。而对分能级的一二三线城市的研究来看，一线城市房价增速受到信贷脉冲的影响程度明显强于二线城市，二线城市强于三线城市；而从脉冲响应的时间滞后性来看也是一线城市快于二线城市，二线城市快于三线城市。 本文引入房地产价格增速、信贷脉冲、利率、收入因素、城市化作为变量采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中国信贷脉冲对各类城市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增速的影响。从能级来看，信贷脉冲影响的程度上，一线城市强于二线城市，二线城市强于三线城市；从区位来看，信贷脉冲对东部地区价格影响显著，中部和西部影响较弱。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预测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势的宏观模型，并提供了实证检验，可为中国的投资者提供投资判断依据。

中资美元城投债近年来蓬勃发展，潜力巨大，成为市场的新亮点。但是因为其诸多特殊性，目前关于中资美元城投债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选取2018年初至2021年4月底发行的所有中资美元城投债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中资美元城投债一级市场发行定价模型，用实证方法来系统分析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在信用风险溢价方面，本研究首先从当地政府对城投公司的支持能力和支持意愿两个维度，创新地选择发行人应收账款政府占比等代理变量，以考察地方政府对城投债隐形担保问题。实证研究发现：（1）发行人所在地区的的人均GDP/全国人均GDP与发行利差显著负相关。（2）发行人所在地区的政府负债率与发行利差显著正相关。（3）发行人应收账款政府占比与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利差显著正相关。这些发现对于厘清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定价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提供启发。 其次，本研究首次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中资美元城投债信用评级与发行信用利差的相关性。研究表明：（1）发行人国内信用评级与中资美元城投债的发行利差的负相关性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2）国际债项评级、发行人国际评级与发行利差的负相关性非常显著。中国国内的信用评级体系还有待完善，国内信用评级的市场公信力有待提升。 另外，在其他宏观风险溢价方面，本研究创新地引入国家风险溢价变量，并以主权债券收益率差作为其代理变量。实证研究发现：（1）国家风险溢价与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利差的正相关性非常显著。（2）在同一模型中，目前市场通常采用的发行日美元指数、发行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与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利差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中资美元城投债这一特殊的跨境债券产品发行定价中，国家风险溢价变量能够更精准、更全面地捕捉不同国家的汇率因素，不同国家经济、政治等宏观风险因素。 本研究在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定价模型构建、研究视角切入和变量选择等方面都有创新和突破，并对中资美元城投债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随着经营中赊销占比的增加，对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能力要求更高，而如何优化营运资金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对企业意义重大。混凝土企业的存货占比很小，应收账款在企业流动性资金中的占比极高，影响营运资本周转期的主要因素为应收账款周转期，如何有效提高营运资本效率，特别是应收账款回收效率，是混凝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的核心之一。以占用营运资金形成应收帐款促进销售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优势，也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应收账款增加带来的营运资本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事实，需要准确监视和适当管理，企业必须了解应收帐款的规模、性质以及时限，并深入分析讨论这些因素会对企业的绩效带来的潜在影响，合理发挥应收帐款的作用，确保企业营运资本处于正常、合理水平。本文首先以营运资本周转期为核心被解释变量，查看影响不同企业营运资本周转期差异的原因，并基于对这些原因的分析，建立混凝土企业营运资本风险，特别是应收账款风险的预警机制，其次，探讨营运资本周转期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验证不同企业的营运资本周转期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绩效，在数据支撑的范围内，对影响大小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为江苏省混凝土行业公司提供一定的经营指导意见，同时为不同企业探索营运资本周转期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提供参考。 本文研究发现对于江苏省内不同混凝土企业，营运资本周转期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且显著，这表明混凝土企业的贸易特征非常明显，企业绩效更多的来自于降低营运资本效率。同时，研究还发现，企业站点数量、周边站点数量、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其他结算方式、激励机制、客户付款流程、分类催收、第三方催收、竞争形势、高管交际能力这些变量与营运资本周转期密切相关，这些维度分别属于企业规模、企业竞争、资金结算、激励机制、客户信息、账款催收、高管特征等大类，表明提升混凝土企业营运资本周转效率的方式方法多样，值得行业内企业家们总结与探索。

投资实践中，股债等大类资产配置问题是实务从业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的宏观政策决策缺乏良好运作的预期引导机制，宏观政策往往并不能被市场在博弈中充分预期。从历史实践看，中国经济的宏观周期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经常出现错位，政策滞后与超调现象经常出现。从股票市场的过往历程来看，在2007年之前，中国股市走势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不大，那时市场规模还不大，并且市场交易以散户投资者为主，驱动股市涨跌的核心因素是投资者的博弈情绪。而在2007年的一轮牛市之后，中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资金规模逐步扩大，总市值也达到80多万亿元，基本面研究的重要性凸显。然而，以公募基金经理为代表的实践者在相对业绩比较基准的业绩考核体系下，更加关注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相对忽视自上而下的宏观及配置研究。此外，长期以来，股票基金经理与债券基金经理的投资方法体系与关注点不一样。相比之下，海外投资机构在20多年以前已经建立起非常成熟的资产配置体系，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在近几年才刚起步。 本文通过胜率与赔率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在可投资股票指数层面，单独的估值与成长信号的平均表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或者中证500指数并不占有明显优势，因此，策略配置的构建需要进行信号遴选与组合。此外，研究还表明，成长因子相对于估值因子在A股指数层面的表现更占优。权益资产指数层面对因子信号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宏观因子结合估值因子的权益资产配置体系相对于传统的基于资产的配置体系效果更好，前者构建的投资策略可以跑赢中证500指数与沪深300指数，是指数层面实现收益增强的潜在手段，其收益增益主要来源于宏观因子对大类资产相对关系的预测正确率的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估值因子在截面上的因子溢价性价比较高，通过指数产品之间的动态配置转换可以实现部分增强效果。

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证券基金，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是影响其管理的基金的绩效的关键因素，如何挑选出拥有优秀的投资能力的基金经理，从而实现好的基金绩效，是一个无论是基金投资者还是基金公司都关注的问题。虽然已经有大量的学者研究基金经理的个人特征与基金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方面是过往的而研究更侧重基金业绩的评价方面，另一方面是受限于数据的约束，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公募基金行业。随着私募证券基金在信息披露等方面逐步规范，可用于比较研究的数据逐渐丰富和标准化，本文也借助美市科技的数据支持，重点分析私募证券基金的个人特征对其管理的基金绩效的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基金总体绩效分解成为超额收益与总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将超额收益进一步分解成为选股能力及择时能力，将总风险进一步分解为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本文从生理特征、教育背景、从业时间这几个角度作为选择解释变量的依据，再将市场进一步分成牛市与熊市两个阶段，以更好地分析基金经理的个人特征和基金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1) 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基金经理的性别特征对基金的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2) 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基金经理的学历与基金的总风险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且在牛市中基金经理的学历因素与基金的综合绩效呈正相关的关系。(3) 基金经理的从业经验与基金的综合绩效呈负相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