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势头迅猛，短短十余年时间，资产管理资金规模便由人民币十万亿余元扩大至百万亿之巨。资产管理行业覆盖范围广阔，几乎渗透了所有金融子行业。在庞大的资金规模下，很多资管机构及管理人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管理能力，而是依赖政策红利、忽视风险匹配与防范，“人为”埋下许多投资风险隐患。随着2018年《资管新规》的推出，刚性兑付被打破，大量资管产品相继因所投标的违约而产生逾期兑付现象，市场上俗称“暴雷”。“暴雷”产品中不乏知名金融机构身影，且资管产品中涉及管理人未尽勤勉尽职问题，甚至存在直接违反资管合同约定进行投资的诉争案件数目也呈指数增长，即使头部机构也难逃未尽勤勉尽职而担责的境地。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条款对管理人勤勉尽职范围、标准及责任的认定并没有非常明确，相应的惩罚机制也不够严厉。这种情况下，资管合约对管理人相关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就变得十分重要。资管合约内容中若对资产管理人投资管理行为及违约责任有明晰的约定，更能杜绝资产管理人不当投资行为，相比同类其它产品，也可以降低资管产品的不当投资风险。本文通过将资管合约条款数据化后，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固收类资管产品中法律责任规定的明确程度(可追责性)与相应产品的投资风险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提示投资者如何进行有效的资产配置，帮助监管者更好地对资管行业进行良性引导与约束，辅助资管机构更好地做好内控、风控及投资流程管理，减少因管理人的不当行为而导致超出正常市场投资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最终实现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及推动社会资产的良性配置的目标。研究发现：（1）管理人权限受约束程度越大，产品投资风险越小；（2）信息披露约定要求越高，产品投资风险越小；（3）投资限制约定越严格，产品投资风险越小；（4）风险披露约定越充分，产品投资风险越小；（5）关联交易限制约定越严格，产品投资风险越小。同时，部分证据还支持：（6） 反映对管理权限制的产品持有人大会权力越大，产品投资风险越小；（7）逾期兑付情况越严重，产品投资风险越大；（8）产品成立时间越早，产品投资风险越大。此外，虽然数据并未直接支持以下研究假设，但是仍有证据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假设也有成立可能性，具体结论还需进一步研究确立：（9）机构背景风险等级越高，产品投资风险越大；（10）投资团队实力越强，产品投资风险越低；（11）违约责任越明确，产品投资风险越低。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若资管产品合同约定更为明确、更具有可追责性、资产管理机构的内部控制越严谨高效，管理人能尽到勤勉尽职义务，预期风险及收益更为匹配，则固收类资管产品的投资风险相对较低、收益情况更符合预期。

家族传承，在当下的中国是个热门的话题。一个家族为什么要传承，不传承会怎么样？如果要传承，应该传递什么，后代怎样去承接？家族财富作为家族智慧及社会价值创造的物质体现，更需提前规划，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在目前中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创一代面临退休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恰当的时候，对辛苦积累的财富做出合适的制度安排，即可缓解忧虑，又是对财富发挥最好价值的预先设计，更是前辈通过对后辈的积极引领支持，促使家族核心价值薪火相传的保证。本论文按照理论-实证的研究路线，通过对中国207家家族企业一代及二代的问卷调查，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家族企业不同变量对传承计划和传承方式的影响，并采用Heckprobit模型来纠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实证结果表明，家族企业面临的转型压力，家族企业成立时间，一代受教育程度对是否制定传承计划有显著影响。家族在企业中拥有股权比例，一代是否参与企业管理，企业是否在改变主营业务等对传承方式有显著影响。

本文对不良资产法拍定价的实践操作进行分析，选取一线、二线部分城市的住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主流互联网拍卖平台上真实成交的司法拍卖案例为样本，样本覆盖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国内一二线城市主流司法拍卖资产，时间跨度为2017年至2020年。本文选取影响不良法拍资产定价的主要因素有：资产面积、位置、税费承担方式、参拍人数、加价轮数、租约情况等，以上述主要因素为自变量因素，以不良法拍资产价格偏离指数及参拍人数作为因变量。回归模型分别采用线性回归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把资产面积、位置、税费承担方式、参拍人数、加价轮数、租约情况作为核心变量，研究各个因素对于不良资产拍卖成交价格的影响程度。本次所采用的回归分析中，由于研究的因果关系涉及因变量和两个以上自变量，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选取六个核心变量，在系统梳理大量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通过线性回归方法研究六个核心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来剔除核心区域、税费承担方式、租约情况对参拍人数的影响，最终得出核心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位置、资产面积、税费承担方式、租约情况对△p呈负向影响，参拍人数、加价轮数对△p呈正向影响。

随着基金业近年来迅速发展，一位基金经理同时管理多只基金的“一拖多”模式成为了越发普遍的现象并引起广泛关注。但在学术界，这一重要行业现象尚未被充分讨论。为深入探讨基金经理“一拖多”模式的成因及业绩影响。本文搜集并整理了中国2008年到2018年的基金业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首先，就基金被“一拖多”的原因看，研究发现：（1）基金公司有过度使用优秀基金经理的现象，基金经理从业时间越长、学历越高，则管理多只基金的概率越高。（2）现金流压力较小的基金更易被“一拖多”，债券型、基金的最小赎回份额较高以及个人投资者比例较低的基金现金流压力较小，被一拖多的概率更高。（3）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越高，成立时间越长，管理规模越大，其管理的基金被“一拖多”的概率就越高。 其次，本文探讨了基金经理“一拖多”的业绩影响，研究发现：（1）基金经理“一拖多”总体上降低了基金回报。（2）异质性分析显示，当基金所在企业成立年份较长、管理资产较高时，基金经理“一拖多”更易导致基金业绩回报显著下降。此外，当基金经理从业时间较短、管理的基金组合的风格集中度较低时，这一效应更加明显。（3）基金“一拖多”模式不仅通过分散经理精力降低基金回报，久经锻炼的基金经理也会利用自身经验和知识弥补甚至追回精力分散效应的损失。 最后，本文还试图研究基金经理的最优基金管理数量。研究发现：基金业绩首先会随着基金经理同时管理基金的个数增加而下降，但随着管理基金个数的进一步增加，基金业绩会有所回升。总体上，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数量在10支左右时达到收益率最劣势，当管理基金的数量在17支以上时，经验复制效应带来的收益将超过精力分散效应带来的损耗，达到效应平衡点。 本文补充了当前学术界在基金经理“一拖多”现象上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对应的业界实务建议。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但境内的置业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利于投资者，于是一些高净值人士将目光投向经济发展水平高、房地产市场发展稳健的市场，开始了海外房地产投资。本文检验了海外房产中投资者性别异质性及其年龄与教育对海外房产投资的影响。本研究以行为金融学理论为基础，以个体投资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了投资者性别异质性对海外房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性别异质性角度来看，女性投资者作为决策者进行海外房产投资往往可以提高海外房产交易达成的概率。从年龄方面来看，当投资者年龄越高时，投资者越有可能投资海外房产，而且当投资者为女性时，这种年龄效应尤为明显。从学历角度来看，当投资者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即学历为本科学历时，这类投资者可以促进海外房产投资的达成，且在投资者为女性时，投资者的上述学历效应尤为显著。本文主要从性别异质性的角度拓展了投资者有限理性对海外房产投资的影响。

期限错配策略利用滚动短期融资支持长期投资，滚动短期融资本身极易导致资金链紧张，产生流动性风险。利用手工收集的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独特数据，本文系统考察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对发行信用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发现，期限错配越严重的企业，越有可能在发行信用债时被要求更高的信用利差，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发行信用债尤其如此；利用再融资环境和“钱荒”事件进行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对发行信用债利差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期限错配蕴含着较高的流动性风险； 利用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法和替代性度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能得出一致结论。再者，利用2006-2018 年我国开放式基金年度持股数据，从基金投资组合与持仓调整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期限错配行为对于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期限错配产生的财务风险会降低基金对期限错配上市公司发行信用债的投资规模；且在实施期限错配当年，基金对持有的该上市公司的信用债更可能进行减持，由此表明期限错配会影响基金投资策略的形成。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基金所在基金管理公司为中外合资时，上述基金投资行为更加明显；同时，当基金持有民营上市公司以及处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环境时，期限错配对于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 最后，本文考察了期限错配下基金投资信用债的经济后果，分别从基金业绩、基金收益波动率和基金流量这三个维度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基金收益及收益波动率的因素后，对期限错配上市公司信用债持有比重越小及减持比例越大的基金，当年业绩越好，且收益的波动率越低。再次，对于基金投资者，本文利用净申购率作为基金流量的代理变量，检验发现，基金投资者更热忠于追逐采取减少持有期限错配上市公司信用债这一投资策略的基金，表现为这类基金有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而且，相对于个人投资者，上述基金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在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本文是针对A股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所进行的模型开发与量化评估研究。

公司的社会价值，在本文中界定为公司所实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贡献。随着全球和中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公司的社会价值也越来越引起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关注。

研究以具有原创性的“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模型”为工具，以沪深300成分股为对象，以上市公司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贡献为内容，筛选出社会价值量化得分居前99位的公司，形成义利99榜单和指数。

基于该模型和义利99榜单，博时基金已经发布了“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指数”ETF产品（515090），标志着“义利99”从一项研究变成了可交易的基金产品。

“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模型” ，将公司的社会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目标、方式和效益。 “目标” （AIM）是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美好未来，这是公司社会价值的驱动力； “方式” （APPROACH）是指创新的生产技术、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这是公司社会价值的创新力； “效益” （ACTION）是指公司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贡献，这是公司社会价值的转化力。该模型也称 “社会价值三A三力三合一模型” ，简称3A模型。

通过义利99指数和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指数长达五年以上的回测分析发现，这些公司有相对更好、更平稳的市场表现，这两个指数存在Fama-French因子不能解释的超额收益率，即具有显著的正α。回归分析还显示，义利两个属性的因子都能贡献超额收益，但股票月收益率与利的指标成显著正向线性相关，与义的指标成正向线性相关但关系较弱。

“义利99” 是将上市公司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贡献纳入模型进行量化评估的探索，有利于资本市场更好地关注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并促进上市公司将社会价值纳入长期战略安排。

随着更多上市公司更好地承担起信息披露的责任，“义利99”未来将不会局限于沪深300，会有更广泛的应用。中国上市公司终将成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理财方式也多种多样，如股票、债券、基金、黄金等。我国股市是新兴市场，而且正处于转轨改革的特殊时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股票投资者们要想获得超额收益率，最关键的是找出一套与中国股市相适应的投资对策。本文在同时关注股票成长性与价值性基础上，提出了价值成长投资策略。

通过因子实证检验方法，选取通过检验的6个有效估值因子和6个有效成长因子构成价值成长投资策略中的选股指标体系。最后利用我国A股市场上所有股票（创业板除外）从2006年至2018年的历史数据来进行该策略的有效性实证研究，在对构建的三种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率进行比较。经实证检验，发现双维度的价值成长投资策略要优于单维度的价值投资策略和成长投资策略，其对预测股票下一期收益率具有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具有很好的股票市场区分度。具体来说，价值投资策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为11.22%，成长型投资策略的平均超额收益为6.82%，而价值成长投资策略的平均超额收益远超上述两种投资策略为21.27%。

本文从价值策略和成长策略的角度，尝试验证价值成长投资策略在我国A股市场的适用性。一方面，研究结果丰富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策略，拓宽了现有价值成长策略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广大投资者们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国股市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由投机渐渐向成熟理性市场转变。

近年来，中国内地FOF业务发展迅速，但在业务发展初期的实践中，FOF管理人在遴选基金资产和预测其未来收益等方面遇到诸多困难，传统的FOF组合构建技术往往不理想。本文借鉴海外因子配置相关理论，尝试通过归因分析基金的收益来源，寻找能深度刻画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的特质因子，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权益类基金的特质因子构建FOF组合的新方法。本文选择100家权益类私募基金，通过因子拆解剥离了市场、行业、风格等共同影响因素，遴选出特质因子表现更优的基金经理，而不是仅仅选择过往业绩好的基金经理，并基于特质因子构建一组FOF组合，与此同时，运用传统方法构建基于基金资产的另一组FOF组合，对比两种组合方法的组合绩效，实证结果显示基于特质因子的FOF组合绩效更优。本文进一步运用转移概率矩阵和相关性分析，找到了基于特质因子的FOF组合绩效更优的证据，即特质因子延续性更好和相关性更低。与基于基金资产的FOF组合配置传统方法相比，由于基金的特质因子延续性更好，运用历史数据预测未来收益的确定性相对更好；基金的特质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低，大幅增强了FOF组合配置的稳定性和分散性。总体来讲，基于特质因子的FOF组合配置方法为FOF管理人提供了一个更量化、更有效、更稳健的组合配置新路径，能有效提升FOF组合配置的绩效。

关键词: FOF、因子投资、组合配置、特质因子

中国基金行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基金产品数量和管理资产规模稳步大幅增长。但是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多数投资者并没有赚到钱或者盈利体验不好：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6年公布的数据，自投资基金开始运作以来，盈利的投资者占比为30.9％，而亏损的投资者达到45.3％，特别是权益类基金，普遍存在着基金产品长期业绩不错，但多数个人投资者投资回报不佳，导致权益类基金的规模近十多年持续不断萎缩。

本文根据市场有效性理论与行为金融学、交易反馈策略等理论，结合某大型基金公司过去16年累积的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的日度交易数据，对投资者投资基金的交易行为特别是持有时间与投资回报的相关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验证投资期限与投资回报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研究投资者在不同交易结构下的申赎行为对投资回报的影响；以及投资者选择不同特征的基金产品对投资回报的影响和投资者持有基金期间的市场波动率对于投资回报的影响。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部分将通过数据分析验证理论模型，具体揭示不同因素（持有基金产品时间、申购赎回周期、基金经理换手率、大盘波动率、Jensen指数、基金资产规模、基金经理管理经验、基金经理更换频率等）与投资回报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背景，分析在不同情形下，基金投资者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交易策略、应该重点关注基金产品的哪些指标，来调整自身的投资行为，提升投资回报；或者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帮助投资者采取正确的投资行为。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利用大量个人投资者的日度交易数据，去探讨其交易行为与策略对投资回报的影响，剖析基金投资者难以赚钱的实际原因，从不同维度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多方面影响因素，从微观层面实现对基金投资者交易行为与基金投资回报研究这一课题在学术研究层次上的有效补充。并以此为依据，对基金管理公司、个人投资者、基金销售机构和监管层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建议，期望通过这些建议或措施逐渐改善基金投资者的投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