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我国2006-2020年间IPO的上市公司上市当年的样本数据，研究了IPO视角下大股东控制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首先从机理上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的影响效应、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并相应地构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说。接下来，本文构建了证研究框架，具体包括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选取三方面。最后，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说。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首先，大股东控制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大股东控制权中直接持股比重越高，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则越低；第二，在大股东控制权中直接持股比重对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的负影响中，存在着来自公司主营业务投入的负向中介效应，约占总影响效应的0.162；第三，在大股东控制权中直接持股比重对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的负影响中，还存在着来自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且在考虑调节作用后，大股东控制权中直接持股比重对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第四，大股东控制权中直接持股比重对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的影响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公司中，而在非制造业公司中并不明显。 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上市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两点提升公司盈利成长性的对策建议：一是上市公司尤其是制造业上市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应适度引入外部投资机构；二是上市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应注重于主营业务的发展。

本文研究了产品和研发构成如何影响制药业被收购生物科技公司的并购溢价。研究结果如下。首先，拥有更多产品的目标公司获得更高的溢价。具体来说，这种影响来源于创新药物的数量。第二，目标公司的研发管线的数量与溢价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与强调了不同阶段研发管线携带的公共信息、风险和回报的文献相符。我的实证证据表明，II期管线（III期管线）的数量正向（负向）预测并购溢价。第三，创新产品和II期管线数量的影响部分地被制药业格局特有的协同效应所解释。此外，改良药数量也通过提高协同效应来创造溢价。本文结果对从业者具有参考价值。上述结论来自2010年至2021年的纳斯达克样本，对仍处于早期阶段的中国生物科技产业来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本文在对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相关概念以及文献进行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批判分析找到当前研究的空白之处。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对研发投入、团队背景、应用场景等因素对公司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销售模式对研发投入与公司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利用华大基因、达安基因、凯普生物、金域医学、迪安诊断、艾德生物、透景生命、贝瑞基因等8家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领域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了上述研究假设。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的财务绩效，但是这种作用效力较小。公司规模和债务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财务绩效，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和市场推广费用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2）创业团队背景的不同并不会导致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财务绩效产生差异。 （3）采取直销模式的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财务绩效要优于代销和混合模式，后两者公司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差异；与代理模式相比，采取直销模式的公司其研发对公司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混合模式公司则没有显著差异。 （4）不同产品应用场景的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财务绩效，肿瘤的最好，传染病其次，遗传病的排在最后。

本文对中国制药企业并购溢价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制药企业并购非常重要的两个新的影响因素：可生产药品批文和在研新药批文。本文以2011年1月—2019年12月间我国制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对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价值从四个维度度量：是否有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在研新药数量及可生产药品批文数量；根据创新药和仿制药两个类别进行细分；标的企业所拥有的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市场价值。论文发现药品批文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进一步的，本文探究了药品批文对主并企业的对被并购公司的估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制药企业在并购估值时确实会考虑到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价值。本文还发现对于可生产药品来说，相对创新药，被并购公司持有的仿制药批文影响更显著。而对于在研新药来说，主并企业更看重在研的创新药，在研仿制药对并购估值的影响不大。最后，本文选取了两个代表性案例进一步分析和探讨药品批文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在科创企业中，知识型员工占据绝大比重，如何调动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其更有效地投入时间和精力、贡献知识对企业持续成长十分关键。现有研究关注到授权管理对员工激励的重要性，但仅强调制度形式上的授权，忽视了员工主观感知层面的授权，授权激励的有效性难以保障。另外，由于知识型员工的自主性、独立性较高，管理者仅强调结果性激励，忽视了员工在过程中需要的帮助和支持，从而难以提高工作效率。本研究从心理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知识型员工的心理授权和工作投入度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收集了8家科创企业，共421份有效问卷，通过信度、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后，利用回归分析验证了心理授权对工作投入度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心理授权前三个维度的工作意义、自主性、自我效能对工作投入度三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第四个维度工作影响对奉献的正向作用显著，对其他维度的影响不显著。在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方面，发现领导躬行、上级支持、团队协力正向调节自主性与奉献之间的关系，而在其他关系中的影响不显著。意味着当员工能够自行安排工作实施方式和进度时，充分的组织支持能够提高其投入时间和精力意愿，而对于体现工作精神状态的活力和专注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组织促进，即组织宽松自由的氛围，负向调节自主性与工作专注度的关系，意味着高度工作授权和过于宽松的氛围，容易滋生懒散行为，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 在实践方面，科创企业需要充分关注员工主观感知到的工作授权，并在工作目标和内容明确的情况下，对工作方式和进度进行有效控制。其次，企业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打造和谐和互相帮助的文化氛围，以保证员工在日常工作可获得足够的帮助。另外，工作授权需要张弛有度，过度宽松的工作方式和氛围容易降低员工的专注度，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

随着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趋势不变，加之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4月30日，我国证券交易市场被ST制度处理的ST公司已经超过250家之多，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不仅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更会影响千千万万的雇佣员工，影响地方经济，影响行业上下游供应链的稳定，影响巨额债券持有者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公开交易市场上的大量中小股票投资者。 因此，如何帮助困境上市公司走出困境，实现再复兴就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不少困境上市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的方式实现了再上市，再复兴，破产重整成为了我们研究困境上市公司实现复兴的重要有效方式。

发展战略是一定时期内对企业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质量、发展点及发展能力的重大选择、规划和策略，可以帮助企业指引长远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指明发展点，并确定企业需要的发展能力，实现企业的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战略是公司发展的核心，股权结构是战略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决定了企业发展的高度，而股权即是公司治理过程中的核心，又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公司运行的过程中有着管理作用。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在过去十余年发展过程中，始终贯彻“联合舰队”的独特经营理念，并摸索形成一套独特的“上市公司孵化器”创新模式和股权结构。集团一方面像全世界所有的公司一样，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公司，同时又是一个生产公司的公司，而且是生产上市公司的公司。微创医疗通过打造“医疗联合舰队”的模式来渗透高端医疗器械各个细分板块，确立高端医疗器械龙头地位，并通过各种员工持股平台让高管和核心员工共同参与上市公司孵化，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壮大。如今，集团“联合舰队”的战略已呈现出“1+12+5”布局，帮助集团实现指数化增长。本文选择微创医疗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微创医疗独特的“联合舰队”战略和创新股权结构对集团业务发展和集团价值创造等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微创医疗采用“上市公司孵化器”执行模式的动因，探索生物医药企业赛道多元化发展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对生物医药企业的管理实践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随着国外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涌入，中国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得到了不断地提升，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诸如产品质量问题、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社会责任事件仍层出不穷。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陆续出台多个纲要和文件推动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对于企业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当下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已经从“企业是否要履行”，转向“企业如何履行”以及“如何促进企业履行”。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根据“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显示，中国2018年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1/4，其中自愿披露的占比不到1/5，而从披露的质量来看，平均得分也仅为42分，较及格线还有较大的距离。针对这一研究背景，本文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同时考虑在内，构建一个系统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定量的方法考察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以及交互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均能显著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指标替换、考察内生性问题和分组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论发现，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不同的媒体报道类型以及不同性质企业中具有异质性。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 制度背景下，本研究对如何从外部治理视角出发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较强的政策启发。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控制权的转移能否改善上市公司绩效，以往的研究由于观察期不同、选取样本不同，结论并不一致。本文从实际控制人变动的角度，选取2010-2018年新实际控制人为民营企业的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验证控制权转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下变更前公司的产权性质、变更前公司的经营绩效、核心高管变动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民营企业获取控制权提升了公司绩效，变更前业绩较差公司的改善更明显；实际控制人变更中总经理的变更使公司短期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本文验证了A股市场控制权转移的外部监管机制的作用，为新的实际控制人关于高管变更的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借鉴。

随着科创板、注册制出台，企业间的竞争逐步从资源型竞争转向科技和技术的竞争，大量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技术的人才涌入社会，给科技发展、技术创新在政策、市场和人才层面提供了支撑、机遇和源动力，科技型创新企业大量涌现，形成趋势性上升行业。科技型创业企业多冠以“规模小、技术密集、高成长、高风险”的标签，在融资过程中困难重重，这些特点与风险投资（VC）“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质不谋而合，VC机构还能给被投企业提供人才、信息、商业模式、政策法律咨询等增值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引入VC走上市路径成为诸多科技型创业企业最优选择。 近些年VC行业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IVC和CVC已成了助推我国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IVC和CVC的组织架构、投资期限、资金来源、投资目标、投资经验、管理层薪资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同的投资模式势必会对被投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基于总资产单位产出和投入为经济学逻辑，针对相关变量提出假设。 本文对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2013年以前上市的七个高新技术行业（5G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软件服务、生物制药、新材料、医疗器械）共123家，以上市为起点的6年企业数据为基础。以IVC和CVC为自变量，以上市司龄、企业规模、行业控制、分红占净利润比为控制变量，以V/A、E/A、K/A和E/R为因变量，对IVC和CVC投入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IVC和CVC对被投企业的市场维度（V/A）、财务维度（E/A、E/R）、创新维度（K/A）的影响。试图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理清企业与VC的关系，为二级市场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决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