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行业轮动现象比较明显，但轮动的机理变幻莫测。股票多头策略类的基金经理始终思考着如何构建投资组合以获得绝对收益与超额收益，必须面对与解决诸多具体问题与困惑，比如，择股与择时之惑，精选个股主动管理与跟随行业指数而被动投资之惑，趋势投资与逆向投资之惑，认知能力有限与市场机会无限之惑等问题。 面对这些现象与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开发出一种有效的、以ETF为底层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投资策略，捕捉市场的行业轮动机会，并将这种策略运用于投资实践之中，促进业务的发展，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实际意义所在。本文在回顾有效市场假说、道氏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估值理论、美林时钟、换手率等理论和国内学者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笔者工作经验，提出了几个理论假设：假设1：中国股市存在动量效应，运用双动量策略优于运用单动量策略。假设2：行业景气度与行业指数涨幅存在相关关系。假设3：估值分位与反转效应出现概率存在相关关系，在估值分位过高与过低时，指数出现反转的概率较高。假设4：行业交易拥挤度过高或过低时，行业指数反转的概率较高。 本文选取动量、行业景气度、估值分位、交易拥挤度作为自变量，选择收益率作为因变量，提取证券市场的相关数据，查找了几个行业的相关政策，运用回归分析法、概率分析法、图表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打分法等数据处理方法，验证理论假设是否成立，并进行策略测试并分析回测结果。本文首次研究了动量、行业景气度、指数估值分位水平、交易拥挤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这四个因子与投资收益率之间的关系。验证表明，以ETF为底层资产开发行业轮动策略获得绝对收益或超额收益是可行的。 在数据验证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业轮动策略，包括策略的核心内容、策略的构建步骤、策略的风险、注意事项，以及研究展望。

自2020年起，中国大陆地区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数量上第一次超过美国，2021年中美公司数量差距次拉大。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仍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出“多而不强”、单家企业营收规模偏低、成本偏高、盈利水平较差的特点。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和经济下滑，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挑战。企业纷纷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保障供给、有效管理采购成本、提升供应商绩效、优化库存水平、降低供应链风险、提升供应链韧性和敏态。通过数字化赋能的供应链管理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持续稳健地拓展业务、减缓营收和利润下滑、优化成本结构、提升企业盈利水平的核心能力。本论文围绕基于管理软件为主的数字化能力，分析不同国家的财富500强企业在管理软件应用规模、应用经验和创新经验上的差异对于企业整体绩效以及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并研究新冠疫情下数字化经验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协调效应。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基于管理软件应用和创新的数字化能力，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中外企业差异，对于基于管理软件应用和创新的数字化能力与供应链绩效之间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而新冠疫情，对于企业绩效本身的影响，以及基于管理软件应用和创新的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却不存在任何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之前所有与供应链绩效和竞争力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应用、组织形态、管理模式、生态建设等定性研究以及在基于业务流程的评价指标研究上，都没有深入到供应链相关的具体管理软件维度，也没有将其经验/规模和创新的投入进行量化。本次研究通过对财富500强企业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给了我们一个通过时间序列和软件统计显微镜来剖析中外500强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机会，带来了两个创新：第一通过实证方式来定义与供应链相关的数字化能力，并落实到具体的管理软件；第二是通过综合研究500强的一手资料和公开数据进行论证，并进行中外对比。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高尔夫球场在经营管理中对于会员制的选择以及渠道促销对于球场的盈利影响。在高尔夫球场的经营和发展中，会员制是球场经营中最常见的模式，但是在我国300多家高尔夫球场的经营中，还有20%左右的球场选择不采用会员制经营。本文第一部分拟基于我国高尔夫球场的相关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了会员制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球场所在地GDP会显著正向地影响会员制的选择，而所在地人口数和日照时数则会正向影响其会员制的选择。在球场的经营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长期经营和盈利的目标，球场通常会选择不同渠道进行促销，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广州仙村国际高尔夫球场2020年的经营促销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渠道（携程、高协和铁马）促销在其球场营销经营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渠道促销确实能显著正向地促进球场的下场数，在不考虑星期变量的情况下，携程的促销效果要优于其他两个渠道。此外，渠道促销的效果（相较于星期一）在星期二时是最大的，说明在星期二进行促销活动的效率最高。与此同时，三个不同的渠道在5、9和12月份均具有正向的影响，而7月份、10月份和11月份则都具有负向的影响，表明渠道促销确实有着一定的周期特征，球场在经营中可以充分利用渠道促销的月度特征谋取更多的收益。 综上所述，我国高尔夫球场在营销经营管理中，确实需要适时的采用渠道促销提升自身的经营情况，但是考虑到不同渠道在不同月度和周度具有不同的促销效果，因此，球场在促销时，需要尽量选择具有正向影响的月份和周内某天，从而获取最佳的促销效果。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三年对于中国的许多产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这些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来实现复苏和发展。然而，由于公共投资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变得异常重要。通过寻找政府和市场的合适边界，并采用良好的组织变革和金融创新来修正两种失灵，开发性金融可以为经济复苏提供重要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本文围绕外国政府贷款在中国运作开发性金融项目这一核心话题展开：首先，本文定义了开发性金融项目的特点，并借助Coase和Hart的相关理论区分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同特征。其次，本文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从组织变革、金融创新两个角度，对EKPAC在中国的外国政府贷款成功经营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找到了背后可持续、可复制的理论模型。最后，本文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手动收集的EKPAC的开发性金融项目数据，探究外国政府贷款对地方产业的投资的影响，并发现外国政府贷款的使用对当地外资企业的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存在挤入效应，即每增加1%的外国政府贷款，会使得当地外企投资水平上升0.7%。这些挤入效应源于当地营商环境的提升，与Hart的合约理论中对合约保护的重视一致。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外国政府贷款对关键产业的长期影响。 本文所研究的外国政府贷款模式对开发性金融的国际化应用具有广泛的价值。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以来，中蒙贸易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上升趋势，截至到2020年，中国已经连续22年一直位居蒙古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国。在两国贸易发展过程中，中蒙口岸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能够促进两国加工业的发展，推动物流业、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二，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能源资源和战略物资的需要；第三，能够有效解决蒙古国靠近中国边境省份的居民生活物资产品的供应短缺问题。然而，中蒙边境口岸发展参差不齐，急需寻找口岸发展的规律和关键因素。本文以中蒙边境15个口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分析对每个口岸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定位做诊断；其次，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挖掘影响口岸发展的关键因素，并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找出口岸发展每个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优先顺序，同时，我们通过灰色关联法对口岸与所在载体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关联度分析，找出口岸发展的相关规律；最后，对于发展较弱的中蒙新疆口岸，我们以新疆老爷庙口岸为例，对标学习其他发展较快的甘其毛道和策克口岸，提出老爷庙的发展定位和策略。

随着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趋势不变，加之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4月30日，我国证券交易市场被ST制度处理的ST公司已经超过250家之多，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不仅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更会影响千千万万的雇佣员工，影响地方经济，影响行业上下游供应链的稳定，影响巨额债券持有者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公开交易市场上的大量中小股票投资者。 因此，如何帮助困境上市公司走出困境，实现再复兴就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不少困境上市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的方式实现了再上市，再复兴，破产重整成为了我们研究困境上市公司实现复兴的重要有效方式。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它们之所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我国亦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成为重中之重。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双创之风由此兴起。在此背景下，城市创新实力竞赛更为激烈，创新力强的城市房价预期也随之走高，新房市场容量明显扩大，引发社会热议。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全国新房销售金额突破17.4万亿, GDP占比极高，众多从业者与研究者均担忧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新房销售金额已经接近上限，今后若干年，新房销售金额将持续下降，2020年12月31日，央行出台房地产贷款新政，对各个档次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做出限制，并首次限制个人按揭房贷占比，银行新设“两道红线”限制房地产贷款规模意在控制房地产行业的泡沫风险。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作为房地产从业者，如何有效预防、化解政策不友好带来的负面影响，准确的把握不同城市的新房市场需求差异，在房企将来的拿地经营中越来越重要。对传统房企来说，城市创新力的发展水平是否应该纳入城市市场进入判断依据，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在构建房地产市场容量评估模型的基础上，新增考虑城市创新力因素，帮助完善房地产企业城市进入决策机制。本次研究主要围绕了城市创新力和新房容量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创新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城市创新力对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互相作用机理。在城市创新力方面，人均GDP，人口密度，年末总人口，地价和储蓄余额对于城市创新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解释度很高，这与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说明上述几个变量是主导城市创新力上升的解释变量。另一方面，虽然公路里程数同样具有显著性，但是在研究中发现公路里程数越高，城市创新力反而越低，这一关联与之前的假设相违背。 在创新力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作用研究中证明了创新力与房地产市场容量存在近似U形的关系，而非单纯的线性或者正向关系。对于部分创新力很高的城市比如上海，创新力的继续增加并不会导致房地产市场容量的增加。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进行管控，限制了市场容量的增长，从而导致创新力与市场容量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城市选择和年份选择对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影响，结果证明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年份，城市创新力与房地产市场存在不同的关系。相对来说，控制时间效应后，创新力越高的城市对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影响越低，而控制城市效应后，创新力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随着年份的增加而降低。 本文的核心发现是城市创新力可以作为独立且有效的房地产市场容量解释指标。

发展战略是一定时期内对企业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质量、发展点及发展能力的重大选择、规划和策略，可以帮助企业指引长远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指明发展点，并确定企业需要的发展能力，实现企业的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战略是公司发展的核心，股权结构是战略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决定了企业发展的高度，而股权即是公司治理过程中的核心，又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公司运行的过程中有着管理作用。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在过去十余年发展过程中，始终贯彻“联合舰队”的独特经营理念，并摸索形成一套独特的“上市公司孵化器”创新模式和股权结构。集团一方面像全世界所有的公司一样，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公司，同时又是一个生产公司的公司，而且是生产上市公司的公司。微创医疗通过打造“医疗联合舰队”的模式来渗透高端医疗器械各个细分板块，确立高端医疗器械龙头地位，并通过各种员工持股平台让高管和核心员工共同参与上市公司孵化，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壮大。如今，集团“联合舰队”的战略已呈现出“1+12+5”布局，帮助集团实现指数化增长。本文选择微创医疗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微创医疗独特的“联合舰队”战略和创新股权结构对集团业务发展和集团价值创造等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微创医疗采用“上市公司孵化器”执行模式的动因，探索生物医药企业赛道多元化发展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对生物医药企业的管理实践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随着国外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涌入，中国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得到了不断地提升，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诸如产品质量问题、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社会责任事件仍层出不穷。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陆续出台多个纲要和文件推动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对于企业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当下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已经从“企业是否要履行”，转向“企业如何履行”以及“如何促进企业履行”。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根据“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显示，中国2018年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1/4，其中自愿披露的占比不到1/5，而从披露的质量来看，平均得分也仅为42分，较及格线还有较大的距离。针对这一研究背景，本文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同时考虑在内，构建一个系统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定量的方法考察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以及交互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均能显著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指标替换、考察内生性问题和分组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论发现，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不同的媒体报道类型以及不同性质企业中具有异质性。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 制度背景下，本研究对如何从外部治理视角出发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较强的政策启发。

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中，风险资本偏好于科创企业，而科创企业的重要创新产出——专利，是衡量其创新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以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标的，分别探讨其专利数量、质量对股权融资的影响效应。从理论意义来看，目前关于专利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上市公司。此外，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层面及内容，大多关注一个维度，专利要素内容相对单一。另外，既有研究对专利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研究较多，对于专利与融资估值之间关系的关注较少。为此，本文从非上市科创企业入手，从专利的数量、质量两个维度对其股权融资进行整体分析、研究。从实践意义来看，本文通过收集非上市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的专利、财务等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专利数量、质量与融资估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对预备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提供可借鉴的内容。 基于此，本文以综合质性研究和定量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对专利数量、质量与创新型企业的融资估值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以3家非上市公司和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标的，取得初步结论后，以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专利数量与融资估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 2、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专利质量与融资估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在专利数量与融资估值的关系方面，上市公司的专利数量的临界值比非上市公司更高，且在跨过临界值之后，专利数量的增减对于非上市公司融资估值的影响会比上市公司的影响更大。 4、从企业IPO前的专利情况与企业IPO后第一年的融资估值之间的关系来看，企业IPO前的专利数量与专利质量与融资估值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对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来说，在企业IPO前的积累阶段，企业的专利数量越多，专利质量越高，对于企业的融资估值的促进作用越显著。